優發國際網官網在線，氣動角座閥！氣動/電動蝶閥！優發娛樂官網app下載，暢談中國如何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使我想起82年前，也就是在1926年上海交通大學30週年校慶上，老校長唐文治先生曾經說過的話：“須知吾人欲成學問，當為第一等學問；欲成事業，當為第一等事業；欲成人才，當為第一等人才。”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在各方面都要爭創一流。因此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不僅是時代賦予當今中國研究型大學的歷史責任，也是歷代中國大學人所孜孜以求的夢想和夙願。

　　中國要不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這一問題的答案早已達成廣泛的共識，目前大家所關心的焦點是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我圍繞“中國研究型大學如何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談3個問題，一是世界一流大學建設能否後發而先至？二是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有哪些後發優勢？三是我們如何才能充分發揮這些後發優勢？

　　在現代化研究中有一種後發優勢理論（Late-developing Advantage Theory），指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能借鑑先行者的經驗、技術，跳躍過先行者必需的現代化進程的一些早期階段，以縮短實現現代化的歷程，如日本在二戰後的現代化進程中節約了2/3的時間和9/10的研究經費。

　　我認為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方面也存在著後發優勢的現象。當今世界一流大學的形成過程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牛津、劍橋、巴黎、哈佛、耶魯等老牌一流大學，它們有著悠久的辦學歷史、長期的文化積澱和經久不衰的學術聲譽。另一類是在近現代湧現出來的一批新興研究型大學，如德國的柏林大學，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斯坦福大學WRITEAS流水、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卡耐基梅隆大學，日本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這些學校都是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抓住機遇，在較短的時間內通過跨越式發展，躋身于世界一流的行列。這些新興研究型大學的快速發展階段具有以下若幹相似的特征：

　　19世紀中葉的化工技術革命，催生了一批德國研究型大學；19世紀末的電力革命和20世紀30年代的原子能技術以及二戰後的計算機技術，使得一批美國大學躋身于世界一流；而電子技術和新材料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則使得日本的研究型大學迅速崛起。

　　一般而言，研究型大學適度超前發展有利于國家的崛起，同時國家的快速發展階段也是新興研究型大學創建世界一流的最佳時期。目前，世界500強大學內的德國大學共有42所，其中有27所是在1860年前，即德國崛起前期成立的，佔總數64%；而168所美國的世界500強大學中有135所是在美國崛起的1776~1945年間成立的，佔總數的80%；34所日本的世界500強大學中97%成立于明治維新到大正景氣（1868~1918年）和二次大戰後這兩個日本歷史上快速崛起的階段（見右下表）。從戰後成立的世界500強大學的國家分布來看，美國23所、日本19所、德國11所，分別位居世界的1~3位，這也與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格局相吻合。

　　普魯士慘敗于拿破侖後，在巨額戰爭賠款的沉重負擔下，依然撥出大量錢款和宮殿來建立柏林大學，並且由國家全額資助所有大學的辦學經費，使得一批以柏林大學為首的研究型大學迅速崛起，成為19世紀世界科技的中心。

　　20世紀30年代起，美國聯邦政府就開始對大學投入資助，戰後聯邦政府進一步將科研經費投向創造力最旺盛、學術實力最強大的大學或研究機構。1962年，57%的聯邦科研經費投向6所大學，79%的經費被前20所大學獲得；1984年，排名在前100名的大學獲得聯邦高校科研經費的84%，前20所大學獲得了55%的聯邦科研經費；目前59所美國大學協會（AAU）成員校每年能獲得聯邦政府58%的高校研發經費。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美國成為當今世界一流大學最為集聚的國家。

　　1945年，日本政府以美國大學為樣板重建了大學系統並確立了以部分高水平國立大學為核心的研究型大學建設思路，在百廢待興的時候，堅持發展高等教育，集中有限的資源建設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20世紀70年代，來自中央財政的撥款佔日本國立大學總收入的比例保持在70%～80%。1987年以前，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幾乎被國立大學所包攬，培育了一批研究型大學，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人力和智力的保障。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經濟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優發娛樂官網app下載，只要大學能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下，抓住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機遇，就完全有可能發揮後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後起之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特別是近10年來，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步，辦學條件有了極大的改善，學科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師資的學術背景明顯改善，學術能力顯著增強，國際聲譽不斷提升，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迅速縮短。取得這些成績的主要原因是我們較好地發揮了後發優勢。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以平均9.8%的年增長速度快速發展，從一個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份額從1978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6%，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實體。經濟增長模式也正逐漸從生產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轉變。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使得社會對人才和智力的需求日益增長，國際經驗也告訴我們，經濟的快速增長期也是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最佳時期。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經濟依然會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預計到2020年前後會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屆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將進一步提升，中國的研究型大學也會受到更多的國際關注，為我們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1995年，國家正式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進一步明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念，確立科技和教育是興國手段和基礎方針的理念，加強政府對科技與教育的扶持。隨後啟動“211工程”重點建設項目WRITEAS流水，拉開了我國建設高水平大學的序幕。1998年，江澤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慶上講話中第一次由政府明確提出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偉目標，並啟動“985工程”建設項目。近年來，國家不斷增加對科研和教育的投入力度，以科技投入為例，每年以超過20%的比例增長。2007年，全社會研究開發經費總支出為3701億元，總量居世界第五位。經過“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持續投入，我國若幹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科研環境大幅改善、學術水平快速提升、國際聲譽顯著提高，已經初步具備國際學術對話能力，為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打下了堅實基礎。目前我國已經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建設作為國家戰略舉措之一。胡錦濤總書記在北大110週年校慶上進一步提出，“要以更加廣闊的視野、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執著的努力，加快推進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

　　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中國的研究型大學還有不小的差距，我們的師資隊伍還不夠強、成果水平還不夠高、學科整體水平比較低優發娛樂官網app下載。但正是這些差距激發起了我們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決心和毅力。早在1978年中美建交前，上海交通大學就組建了我國改革開放後國內第一個訪美教授代表團，走訪了美國20個城市、27所大學、14個研究單位和工廠WRITEAS流水。這次訪問極大地觸動了學校的領導和教授，深切感受到上海交大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巨大差距。時任黨委書記的鄧旭初先生認為：“我們再也不能閉目塞聽、夜郎自大了！”必須奮起直追。這次訪美之行不僅架起了上海交大與海外校友、學者交流的橋梁，也使學校下定決心啟動了一系列的改革，推動了上海交大的快速發展。學校還成立了專門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長期跟蹤和研究世界一流大學，總結它們的成功經驗和發展模式優發娛樂官網app下載，為學校的改革與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鑑。經過這些年的建設，我國研究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若幹學科和關鍵指標已經接近和達到世界百強的水平。因此在今天我們應該對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更加充滿信心。

　　世界一流大學需要有一流的師資隊伍。引進優秀人才，特別是引進世界一流大學的留學人員是新興研究型大學快速崛起的共同經驗。柏林大學初建時以原先哈勒大學的教師為基礎，匯聚了當時全德意志各邦國最著名的學者；19世紀中後期每年約1萬名留德美國學生，成為以後美國研究型大學的中堅力量優發娛樂官網app下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建校初期，就是以留學德國人員為主要師資力量；日本原7所帝國大學的師資也是以歐美留學歸國人員為主。

　　留學生不僅帶回最前沿的知識和技術，也是開展廣泛國際合作與交流的最主要橋梁。這些年，中國研究型大學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力引進優秀的海外留學人員。目前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生源國，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全世界每7個外國留學生中就有1個是中國學生。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中，中國大陸留學生有4236人，約佔10%，其中半數以上是中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本科畢業生。此外，以留學身份出國並滯留在海外工作的人員約20萬人，其中在海外高校、研究機構具有助理教授或相當職務以上，且年齡在45歲以下的人員約6.7萬人。這批海外才俊，對于我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是一筆極其寶貴的人才資源。雖然目前獲得海外著名大學博士學位的留學生歸國比例還不夠高，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性金融海嘯的影響，學成歸國的留學生會越來越多，這些優秀人才將成為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中堅力量。

　　所謂的後發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利用這些優勢所必需的條件與我國的現實條件之間存在著巨大反差，要使潛在的優勢變為現實的優勢，就需要創造出一系列新的條件。後發優勢只是一種勢能，它的產生取決于我們與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差距，只有將這股勢能轉化為動能，才能推進我們的發展，縮小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WRITEAS流水。

　　學習世界一流大學的成功經驗是體現後發優勢最為直接的方式，通過學習借鑑可以使我們少走彎路，縮短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時間，同時也可以通過榜樣作用樹立我們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信心。在這個意義上說，借鑑與創新同樣重要。歷史上，許多美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在借鑑德國大學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日本在二戰後努力學習以美國大學為藍本的研究型大學的經驗，改革了高等教育體系。上海交通大學積極推進院系中長期國際評估、與世界一流大學合作辦學、健全教師國際化培訓制度和學術休假；設立“管理人員培訓基金”，加大管理隊伍、實驗技術隊伍到海外進修、學習、考察的力度。學校希望通過這些措施引進世界一流大學先進的管理理念，迅速提升教師和管理隊伍的國際化水平，使他們具有全球視野、了解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模式。

　　世界一流大學的基礎是一批世界一流的學科，但即便是世界頂尖大學在學科發展上也是各有側重，有各自的特色。這些特色學科是各校根據自身條件，主動瞄準國家戰略需求和國際科學前沿，搶先布局、主動推進而形成的WRITEAS流水。如芝加哥大學的原子能研究、卡耐基梅隆大學的計算機科學研究都是抓住了當時最為尖端的科技方向和國家的戰略需求，並借此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學。目前我國大學的研究方向多為跟蹤海外的前沿研究，這為在短時間內縮短我們與世界一流的差距是十分有益的WRITEAS流水，但是僅僅如此還不足以使我們成為世界一流，我們必須加強前瞻性的戰略規劃，以更為超前的眼光，著眼于中國未來發展的需求，認真凝練研究問題，搶先布局未來學科方向優發娛樂官網app下載，才能使我們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不是簡單重復走海外名校發展的路徑，而是一個需要不斷創新的過程。柏林大學的成功得益于理念的創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成功得益于研究生教育模式創新；斯坦福大學的成功得益于硅谷模式的創新；築波大學的成功得益于組織機構的創新。因此，我們應該始終以解放思想為先導，持續推動改革，勇于並善于用改革的辦法解決快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矛盾，破解關鍵問題和瓶頸難題。要不斷深化科研體制機制改革，轉變科研發展模式；要進一步完善學術、行政管理體系，推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要建立科學的資源配置體系，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世界一流大學的共同特征是：學術大師雲集，創新人才輩出，引領社會發展，對人類社會進步貢獻卓著。但是，丁學良教授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曾指出：“世界一流大學首先必須是研究型大學，以研究作為自己最突出的特點。研究型大學有嚴格的評價標準，包括教師的素質、學生的素質、課程的廣度和深度、研究基金的數量、師生比例、辦學的硬件設施、財源、畢業生的聲望和成就、學校的學術聲望等。Universus是世界一流大學必備的精神氣質，其師資和學生來源、研究和教學內容必須是國際性的。”因此，從確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目標的那一天起，我們就必須將自身置于國際競爭的環境中，用國際一流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教學工作、科研工作和管理工作，用國際一流的標準來要求我們的教師和員工。此外，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也是新興研究型大學快速提升國際聲譽的重要途徑之一。

　　總而言之，雖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任重而道遠，但是只要我們充分發揮後發優勢，就能盡快縮小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實現世界一流大學的夢想。